【前方视野】在气变大会展望全球碳中和——专访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

在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关键阶段之际，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目光聚焦在如何落实《巴黎协定》及过去各届大会形成的关键共识上。在地缘政治紧张、资金承诺迟滞、减排力度不足等多重挑战下，各国如何推进绿色转型？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在从会场接受《联合国新闻》记者黄莉玲的采访时，系统分析了当前全球气候行动的进展与不足，阐述了他对中国在气候资金、国家自主贡献、绿色贸易、碳市场建设、能源转型等议题上的立场与实践的理解，并对水泥等重点行业的减排路径作了进一步解读。王毅强调，在气候行动中保持多边主义及低碳发展势头至关重要，中国将在自身绿色转型的基础上，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动实现全球气候目标。

问：这届气候变化大会是一届关于执行的大会，执行以往大会上的承诺和目标。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具体有待执行的都有哪些承诺和目标？这届大会又能够如何推动执行？

王毅：今年的大会与以往不同，谈判日程没有加入更多新议题，因此更重要的是推动既有的《巴黎协定》以及其后各届大会形成的共识，比如巴库气候团结契约、阿联酋共识等，这些国际协议制定不少承诺目标，包括今年各缔约方要提出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国家自主贡献本身也是《巴黎协定》规定的基本制度，它是自上而下、由每个国家根据自身情况提出的承诺目标。然后经过落实这些目标，再通过五年一个周期的全球盘点，来看我们的努力与《巴黎协定》规定的全球目标之间有多大差距（巴黎协定的目标是把温升控制在低于工业化前水平的2° C之内，并努力限制在1.5° C之内），并根据盘点结果，重新更新各自的目标。所以，更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并有效实施，就是执行的重要方面。

除此之外，近几年COP大会形成的一些协议，比如去年COP29达成的新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即到2035年，发达国家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和共同动员1.3万亿美元资金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如何实现，就需要更清晰的实施路线图。

再比如，COP28提出的转型摆脱化石能源、能效增加两倍、可再生能源装机提至三倍等目标，都需要落实。此外，今年正在讨论的全球适应目标，以及《巴黎协定》第六条，也就是碳市场机制，也都需要落实。

尤其是在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地缘政治紧张、泛安全化和单边贸易措施增多的背景下，我们希望维护多边主义，保持《巴黎协定》框架下的全球气候行动势头，努力实现全球碳中和目标。

当然，也存在一些积极因素，一方面是形成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的态势，另一方面，中国的绿色转型实践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确定性信号，为推动可再生能源成本的降低，推动能源转型和清洁能源的规模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努力落实自身的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并保障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实现。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把气候行动纳入法治轨道，正在编纂的生态环境法典就包括绿色低碳发展篇及相关制度规范，同时中国新的“十五五“规划即将由全国人大通过并具有法律效力。二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美丽中国”建设，全方位推进系统的转型，特别是建立新型能源体系。三是实施碳排放总量和碳强度的双控制度，也就是未来五年要过渡到碳排放总量控制，并通过完善碳市场建设，更好地推进目标实现。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到 2035 年实现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并力争做得更好。

问：在全球气候资金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什么？中国是否会向国际气候基金出资？还是继续作为发展中国家接受援助？

王毅：这一点非常明确：所有行动，包括出资，都必须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的规定。由于中国不属于公约所列附件一国家，因此没有强制性的出资义务。

《巴黎协定》第九条写得很清楚：第9.1条 规定了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提供资金的义务；第9.2 条，鼓励其他缔约方即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自愿提供资金支持。中国愿意按照规则行事，通过南南合作等方式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气候行动和分享自己的经验。

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虽然人均收入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身份并未改变，仍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因此有权利享受相关资金支持，是否接受资金则是另一回事。

问：今年到目前为止有80多个国家提交了最新的国家自主贡献。根据这些承诺的力度和趋势，全球升温可能最终会超过2.3℃，甚至达到2.5℃。那么您能给我们分析一下，根据现在的行动力度，还能不能够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

王毅：总体来讲，我觉得《巴黎协定》的执行仍然在轨道上，只不过力度不够而已。

如果没有《巴黎协定》，原来预测全球升温可能达到4℃甚至5℃。由于各国努力，现在可能控制在2.3℃到2.5℃之间。这说明过去还是取得了成绩，只不过力度不够。因此还是希望各缔约方增加力度，其中发达国家缔约方应该带头做得更多，比如如果全球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话，发达国家必须在这之前提前实现净零排放。

因此，首先我国希望发达国家优先提高力度。只有发达国家大幅度优先减排，才可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留出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排放空间。按照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要达到1.5℃目标，2019年有50%的概率，全球还剩约5000亿吨的排放空间。当年排放量是590亿吨，现在大概只剩下2000亿吨的排放空间，所以未来十年，全球平均温升很有可能会超过1.5℃。

当然，这是研究结果并非实际情况。虽然去年我们说超过了1.5℃，但气候变化不是以一年为基准，而是以20年或30年的平均升温值来计算。因此，只要加强力度，并非没有可能实现1.5℃的目标。关键看各国的努力，特别是发达国家要优先减排。如果说现在宣布2050年实现全球碳中和，我们希望发达国家在2045年甚至2040年就能实现碳中和，这样才能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留下更大的排放空间。

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任务首先是可持续发展，无论经济增长还是能源消费都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碳减排和绿色转型只是他们的目标之一。你不能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现在就大幅度减排，其中有的国家连基本能源都无法满足，甚至做饭都难以保障，也不能马上用得起可再生能源，要求其能源转型是不公平的。1.5℃是全球目标，需要大家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以及各自能力的原则一起努力。

问：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呼吁消除阻碍绿色转型的贸易壁垒，推动绿色技术和绿色产品的自由流动。在当前国际贸易体系中，存在着哪些壁垒呢？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吗？

王毅：中国一直呼吁取消保护主义、单边措施和绿色贸易壁垒，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单边措施。一些发达国家采取关税和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妨碍绿色产品的自由流动。

当然，在WTO框架下，目前没有达成针对绿色或低碳产品与服务的有关协议。并没有为绿色产品提供便利化的制度安排。

中国呼吁首先要消除这些单边措施，保护主义、贸易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限制和阻碍了绿色产品、绿色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可持续供应链的构建，当然也包括影响绿色投资。我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绿色投资贸易投体系，使得所有缔约方能共享绿色比较优势带来的红利，降低全球绿色转型及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本。

不过，COP29及本次会议都没有把这些议题纳入正式议程，只是通过主席国咨询做出报告或陈述，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问：绿色技术和绿色产品指的是什么？

王毅：这就是难点所在——我们现在很难统一定义绿色技术、产品和服务。因为绿色产品和技术种类繁杂，且各种技术产品之间是比较级而非最高级，它们都有提高水平的空间，一般是采取目录的形式，并不断更新，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或定义。当然，减排技术是最典型的绿色技术和产品，比如节能冰箱、绿色建筑、新能源汽车等都可以算作绿色产品和服务的范畴。

因此，未来绿色技术产品的生产消费，需要采取分级分类、不断提升的阶梯路径，逐步提高标准和服务，以使发展中国家可以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持久。

不过，中国过去多年的努力正在让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品大幅降价，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能够使用更廉价的绿色产品和技术，比如太阳能光伏、风能、动力电池等技术产品。

问：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使得很多绿色产品的价格都降下来了。但是也有人认为，在太阳能光伏、电池和关键矿产供应链方面，国际市场现在过度依赖中国。您怎么看？

王毅：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来看。按照过去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原则。如果你的产品具有环境优化、成本较低、质量较好的比较优势、，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有扩大流通和消费的可能。但是由于地缘政治原因，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成为“新常态”，加上就业、竞争力、风险的考量，以安全为由，单边措施、贸易壁垒应运而生，造成绿色贸易和绿色供应链的巨大障碍，进而影响绿色产品的加速和规模化应用。

当然，一些国家的安全风险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这些问题不通过沟通、对话、谈判予以解决，将严重放缓低碳技术产品的推广，提高全球绿色转型成本。

要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最重要的是绿色技术产品应用加快速度、扩大规模。现在的这些措施恰恰与尽快实现1.5°C或2°C的目标背道而驰。

当然，这些问题可能不一定都能在这次大会上解决，还需要更多双边和多边协商，才有可能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促进改革创新，创造更多更廉价、更优质的绿色低碳产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与可持续供应链建设。

问：这次大会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适应。各个国家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去适应气候变化这个现实。您能给我们举一些具体例子，适应到底意味着什么？

王毅：适应主要是指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而采取的措施和策略，防止和减少因升温、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等所造成的风险和损失，比如极端降雨、热浪、海平面上升等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特别是对脆弱群体的影响。具体措施方式很多。比如当温度升高或极端降雨来临，一个家庭需要有室内制冷、通风、植物降温等措施，；城市可以提高排涝能力，建设智能韧性的基础设施。

同时我们希望提高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以增强适应性和韧性。假设升温达到1.5°C或2°C，我们也必须主动适应，不断降低脆弱性。比如海平面上升会影响小岛国或沿海地区，就要保护沿海红树林等生态系统和重要湿地，减缓海平面升高的影响，并采取防灾减灾措施，增加防灾基础设施和提高建筑标准，促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韧性，开展适应型城市建设来应对气候变化。

问：大会还有一项任务是制定气候适应指标全球框架。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指标体系？它涵盖哪些内容？

王毅：全球适应目标还在谈判过程中，因为适应涉及很多方面，不同国家自然地理条件、适应需求、认知水平都存在差异。第一，需要界定哪些指标属于气候变化适应范围，比如适应风险、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损失、不同人群的脆弱性等。

第二，这些指标如何计算、如何量化、如何比较？需要建立监测和监管体系。

第三，要提高适应能力就需要更多资金支持，没有资金支撑，再多指标也没有意义。

中国已经提出了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的承诺，制定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明确了工作要点和任务安排。我们希望把适应工作主流化，引入各类城乡建设、土地利用规划，也纳入现有的五年规划，不断提升全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问：在中国现在碳市场形成了吗？它是如何运作的，又如何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系统衔接？

王毅：首先，在目前的条件下，构建一个统一的全球性碳市场存在很大困难。原因很简单：不同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基本制度、数据基础、管理能力存在很多差异，现在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碳价格。比如说，欧盟的碳价格非常高，发展中国家很难接受这么高的价格，这会影响其经济发展。当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该学习欧盟碳市场建设的经验。

因此，各个地区要先建立好自己碳市场。中国最初是围绕电力行业建立碳市场，今年又扩展到钢铁、水泥和铝冶金等行业。目前，中国碳市场大约覆盖全国排放总量的60%。

中国目前的碳市场是基于碳强度设计的，通过免费发放碳配额而不是碳总量来完成履约。总体而言，总量约束下的碳市场下面才会发出更好的价格信号。未来，当中国实现碳达峰以后，中国的碳市场制度会进行相应调整，以碳排放总量为基础来构建碳市场。除了上面的强制性市场，中国也在建设自愿性碳市场，目前已经公布了六个方法学，为未来自愿交易奠定了基础。

欧盟ETS（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 排放交易体系）有它的发展路径，经过三个阶段已经比较成熟。其中一些经验是可以共享的，比如碳核算、登记体系、交易规则、碳配额拍卖等制度。

我们知道大部分碳排放并不是直接测量出来的，而是通过统计核算得出的，未来碳市场建设对数据统计核算体系的要求非常高，这都需要能力建设和经验借鉴，相互防止碳数据虚假和错误信息。未来则需要开展标准互认、碳价协调及相关补偿制度等工作。

本次COP会议成立碳市场合规开放联盟，中国也加入其中。这为今后各个碳市场间的沟通互认和交流互鉴开启了新的平台，为所谓的国际碳信用的认证认可体系的公平构建搭建了一个良好框架，但今后的运作还有待观察。

问：刚才您提到中国在电力、水泥和铝冶金这些行业建立了碳市场。水泥是继水资源之后人类使用最多的材料，而且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水泥行业的碳市场具体是如何运作的？

王毅：水泥行业比较特殊。它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自生产工艺本身，而不是燃烧化石燃料。

水泥生产碳减排的基本路径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降低需求，可以探讨用其他材料替代水泥，而不是全部依赖石灰石。第二，提高能效，在整个生产和供应过程中，尽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第三，燃料替代，用清洁能源替代煤炭或其他传统能源。

目前，水泥行业减排在技术上选择有限，难度大，价格高，包括考虑碳捕集技术，因此工艺创新和新材料研发仍然是关键。我们希望找到能够替代现有工艺的材料，但目前还没有理想的方案。在美国，大量用木材建设房屋，但这些材料需要占用土地，在中国的话大量替代水泥可能性不大，且生产成本高。盐城滨海县月亮湾沿海公路边的风力涡轮机。

问：在目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王毅：谈到中国的角色，还是要回到《公约》和《巴黎协定》。发达国家应该优先发挥积极和领导作用，做得更多。过去在《巴黎协定》的达成及之后若干年中，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通过双边协议推动多边进程，比如中美合作、中欧合作，基础四国等，为《巴黎协定》的达成及各届COP会议的成功举行奠定了基础。

美国虽然在联邦层面退出了，但在州层面还有24个州组成的“America Is All In”气候行动联盟，包括企业、大学和智库都在参与。坚持次国家及多行为主体的合作也是今后的重要方向。当然，我们也希望未来某个时候，美国可以重新回到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低碳转型的大家庭里。

随着美国的再次退出，我们必须坚持多边主义和已经达成的国际规则，加强与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合作，提高信心和互信，通过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挑战，因为单靠某国无法应对。我们需要新的合作关系，通过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南北南合作等方式，塑造新的集体和综合领导力。同时，也应该探索改革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不断提高效率和未来COP会议的模式。例如，过去大家更加关注的是雄心目标，而务实行动因多种原因与目标间存在巨大差异；而中国本次更新NDC，提出了“兼具雄心目标与务实行动，并力争做得更好”的模式，或许可以成为未来COP会议考虑的基调。

由于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发展领域的工作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我们也希望中国在一些领域起到更多引领作用，包括国家自主贡献的执行、推进绿色转型、发展新能源等。中国首先要做好自己，与各方分享在绿色技术、新能源发展以及全面绿色转型中的经验和成果，例如，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中国不仅在供电端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多能互补，并且在输电端改造现有集中式电网，发展分布式能源、储能、绿氢、绿色甲醇等，在需求侧发展电动汽车及需求侧管理政策等，实现系统性能源转型，以保证庞大电力体系的不断增长、安全稳定与可持续。这在全球都没有先例。同时，我们将通过持续的创新实践，不断降低绿色技术和产品成本，加强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争取早日实现全球碳中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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